《救亡日报》旧址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碑文。
《救亡日报》旧址外观。
开栏语：
当央视荧屏上《阵地》的烽火燃起，一段尘封的桂林记忆正被悄然唤醒。那些激荡在山水之间的抗战传奇，那些镌刻在岩洞石壁上的文化印记，从未随岁月流逝而褪色。
桂林，这座被誉为“抗战文化城”的山水名城，曾是中国文化精英云集的精神堡垒。七星岩下，曾回荡着夏衍、田汉、欧阳予倩等文化巨擘的铿锵誓言；漓江之畔，曾见证《救亡日报》同人以笔为枪的日夜坚守。
本系列报道将循着《阵地》的叙事脉络，走进这段历史，边看剧，边说桂林，在《阵地》的光影交错中，感受桂林这座英雄城市的抗战脉搏，聆听那些穿越时空依然振聋发聩的文化呐喊。
一段以笔为枪的烽火岁月正通过央视热播剧《阵地》重回大众视野，在该剧第一集中，第一个登场的角色便是由演员冯绍峰饰演的夏衍。熟悉桂林文化抗战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夏衍是这段历史中的代表性人物。而夏衍与桂林的文化抗战故事，又要从一份《救亡日报》说起。
1938年，《救亡日报》“流浪”到桂林
剧中夏衍登场时身处上海，此时的他年仅35岁，剧中登场时人物介绍是“中共党员、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常务委员”。其实除了这两个主要身份之外，夏衍本身也是电影艺术家、剧作家、作家，中国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之一。
1937年8月中旬，日本海军陆战队对上海展开进攻，如果上海被侵略者占领，则日寇可以直接由长江逆流而上，直奔当时的国都南京、武汉等重要城市。当时的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是抗日救亡团体中颇具影响的组织，国共两党决定利用这一具有影响力的组织，出版一张名为《救亡日报》的报纸，配合军事抵抗。就这样，1937年8月24日，《救亡日报》在上海正式创刊，成为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文化界统一战线的报纸。
在电视剧《阵地》第一集和第二集中详细描绘了当时《救亡日报》在上海创刊的过程。《救亡日报》创办时，经国民党和共产党协商，由双方派出人员并共同提供经费。出任社长的正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中国现代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政治家郭沫若先生，总编辑由国共双方派遣，共产党方面为夏衍，国民党方面为樊仲云。这份报纸的分量可见一斑。
《救亡日报》在内容方面广开言路，报道各党各派、各种政治力量的抗日主张和活动。宣传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坚持办报与组织救亡运动相结合的方针，同抗日群众建立密切关系。对当时号召全民族团结一致、共同抗日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可是，就在《救亡日报》创刊不到3个月，报纸出版到85期时，上海守军撤离，这份《救亡日报》只得暂时停刊。上海失陷后，大批文化人撤退到香港和广州。鉴于广州在对外尤其是对东南亚华侨工作中的重要地位，郭沫若征得周恩来同意，决定将《救亡日报》转移至广州出版。郭沫若、夏衍等先后经香港抵广州，经过大家努力，该报社南迁广州长寿路，1938年1月1日在广州复刊。
然而，就在1938年10月底，广州又陷入日军的三面围攻之中，《救亡日报》被迫开启再一次“流浪之旅”。这一次便来到了桂林。
《救亡日报》在桂林再次复刊
在电视剧《阵地》第三集中，镜头开始对准桂林。此时是1938年年底，抗战硝烟弥漫中国大半江山，上海、广州相继沦陷后，夏衍率领《救亡日报》同人辗转来到桂林。这一集中，许多包含“桂林元素”的画面让桂林的观众感到格外熟悉与亲切，比如夏衍一行人坐船到桂林时沿岸美丽的桂林山水，李克农到冒着热气的桂林米粉店吃粉，还有黄老板祖传三代的三花酒等等。夏衍是1927年入党的老党员，入党后的他一直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来桂林之前，周恩来给夏衍的指示是：“你去桂林和李克农商量，自筹经费，尽快恢复《救亡日报》。”
由演员李晨饰演的李克农时任八路军总部秘书长。当时的桂林已成为抗战的一个重要据点。11月下旬，李克农率八路军武汉办事处部分人员撤退到桂林，正式建立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以下简称桂林八办)，李克农任桂林八办主任。
《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并不是轻而易举之事，在《阵地》第四集中由演员王劲松饰演的郭沫若来到桂林与夏衍商讨复刊事宜时，他提到要在桂林复刊《救亡日报》主要需要完成两件事，一是广西政府的许可，二是经费问题。
鉴于当时桂林为国民党“新桂系”所控制，为争取《救亡日报》在桂林顺利出版，周恩来、李克农、郭沫若等人到桂林后对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将领进行了拜会，并做了大量统战工作，提出希望他们对《救亡日报》予以支持。“李白”二人表示欢迎，而且补助了一笔经费。
为筹集更多经费，夏衍奉命来到桂林与李克农商量后，又决定赴香港筹款，他们通过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从海外爱国华侨捐赠的经费中拨出1500元港币；李克农又从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仓库中拨出二三十令白报纸，加上郭沫若带来的一笔款项和几十令白报纸，确保了《救亡日报》在桂林的按时复刊和发行。
1939年1月10日，在我党多方努力之下，《救亡日报》得以在桂林再次复刊，报社所在的位置便位于如今桂林市中心太平路上。夏衍后来在他的长篇纪实《长途》中这样写道：“这正是1月10日复刊号的《救亡日报》，我惊喜了，得到朋友们的支援，经过社友们的献身的努力，这小小的报纸终于又在轰炸中出版了，我读遍了每一个字，我从每一个字里看出了一切支持这个刊物的朋友的热议和艰辛。兴奋使我一夜不能入睡，我睁着眼睛直等到天明。”
以墨为锋：桂林文化抗战的艰难岁月
《阵地》第三集中，李克农和夏衍先后抵达桂林，并分别选定了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和救亡日报社的办公地。细心的桂林观众也不难发现，剧中的拍摄取景地就是在今天桂林“八办”和救亡日报社旧址。
救亡日报社位于桂林市中心一座古朴雅致、带小院的两层砖木小楼里。这里不仅是抗战宣传和政治动员的重要窗口，也留下了夏衍等新闻战士的生活印记。
在桂林的两年多时间里，以夏衍为首的爱国文人们，以笔为枪，将报纸办成了中共领导下的抗日舆论阵地。
众多文化名人曾在此撰文疾呼，用文字唤醒国魂，凝聚救亡的力量。在夏衍的主持下，《救亡日报》报道战况、发表进步文章，形式生动、深得民心，发行量最高超过万份，影响远至南洋。
在桂林期间，夏衍和他的战友们面临着难以想象的困难。敌人的飞机天天轰炸，印刷厂被炸烂，连写文章的纸都难找。但夏衍和他的同志们从未退缩。
《救亡日报》在桂林落脚后，每天的工作围绕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等内容开展宣传工作，它广泛反映工、农、兵、学、商等各行各业抗日救亡活动，鼓舞抗日情绪，发挥人民喉舌作用，成为当时抗战大后方的重要舆论阵地之一。
夏衍还建立了每日评报制度，即每天一早报纸印出后，夏衍先校看一遍，从版面安排到新闻内容，形式以及勘误，他都一一用红笔批点，然后张贴在通道墙上让大家观看，用这个制度激发了整个报社工作热情。
《救亡日报》的影响力大和夏衍参与稿件写作有关系，他每天几乎不停笔地写作，社论、短评、杂感、散文、通讯样样不在话下。两年多的时间，夏衍个人累计完成了450多篇社论，共计50余万字。夏衍不仅文字功底深厚，且不挑时间场合，随时随地拿起笔就能写，在广州长寿路居住时，他的房间连一张小桌子也没有，他的大量文章就在沙发扶手上写成，报社同人送他一副对联“文章怀真理而俱来，脑汁比墨汁而齐下”。
《救亡日报》越办越好，不仅广西、广东、湖南、四川、江西、香港的读者爱看，海外读者也喜欢看，从一开始发行2000份，到后来8000甚至上万份，在当时而言是相当不容易的。
夏衍的卧室除了用于休息和工作之外，还成了接待读者和不同派别进步人士的地方。大家都知道，当时的八路军办事处是我党的一个派出机构，政治色彩浓，一些人士出于种种考虑不敢随便进入，但《救亡日报》不一样，这是一个具有公开合法身份的单位，不少进步青年想投奔革命，就找到太平路救亡日报社，找到夏衍房间，慢慢这里便成了各地进步文化人联络和临时落脚的地方。
在当时而言，救亡日报社甚至起到了“八办”想起但是起不到的作用，这里成了“第二个八办”。
夏衍在回忆文章《随从广州到桂林》中提到，从广州到桂林的时候，只有赤手空拳12个人，而在桂林办报两年，有了发行所、印刷厂，直到被迫停刊，太平路4号这里已经发展为一个近50人的据点。
夏衍在桂林的活动，是当时桂林文化抗战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在桂林的著名文化人和民主人士中，有近四分之一属于从海外归国参加抗日救亡的文化人士。
在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领导下，这些文化人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辛勤耕耘，奋发努力，造就了影响中外的桂林抗战文化城。
如今，桂林依然保留着与夏衍相关的历史遗址。救亡日报社旧址也静静地伫立在热闹的城市中心街巷中。时代变迁，岁月更迭，战火硝烟散去后，这里留下一栋坐东朝西的砖木结构两层楼建筑，建筑四面有3米高的封火墙，进大门有一块60平方米左右的内庭园，一层分南北各两间共四房，中间是过道，旧址总面积为340平方米。如今大家所见到的房屋院落都是2011年重新修缮过的面貌。
当年的新闻战士、爱国文人们在报纸的方寸版面中笔耕不辍，这座简易的砖木小楼里，传出了唤醒国魂、凝聚救亡的呐喊。
桂林市融媒体中心 记者苏展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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