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新闻：特朗普在记者会上对中美关系作出积极表态，您怎么看？

特约评论员 庚欣：特朗普的这次表态，很受关注。第一是因为中美关系，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元首谈到他和世界上最重要、最有潜力的发展中大国的关系，这是世界上最受关注的话题。第二是因为，特朗普上一任下台前和中国的关系曾搞得不愉快，这次他卷土重来，所以又加大了关注度。

但我觉得，特朗普的表态有两点讲得不太严谨，首先就是他说“美中联手可以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不是所有问题都可以由中美合作解决的，首先中美两国内部的问题主要还是要靠中美两国各自来解决。中方不会去干涉美国的内部事务，美国也不要过多操心中国内部的事情，双方在合作共赢中相互尊重、互学互鉴。其次就是世界各国的事情，主要还是要由各国人民自己解决，比如现在中东的事情，就应该更多地由中东人民自己来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和发展道路，自己的命运最终要自己决定。当然，建设性地帮帮忙是可以的。

再有，就是特朗普讲这些话的感情意向，我觉得是好的，但似乎和他最近的一些行动不太一致。例如人事任命上包括驻中国大使，以及涉及中美经贸包括关税等一系列政策举措上的说明，我觉得特朗普也要注意，如果“逢拜必反”，首先就要把拜登“言行不一”的坏毛病清除掉。

但即使如此，我还是要给特朗普这次对中美关系的积极表态，点一个赞。因为这是特朗普与时俱进的一个进步，也是美国对华政策姿态的进步，他的这个积极态度表明，他非常重视中美合作的重要性。中方一直认为中美关系不仅是前50年，而且也是今后50年世界最重要的大国关系，我们可以推动世界上所有问题朝着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方向向前走。用更严谨的说法是，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另外，特朗普在对待国际上一些重要问题时，也表现了和中方立场相向而行的态度。比如他对于俄乌冲突，从一开始就不乐见，表现出一种不赞成的态度。这和拜登团队的态度明显不同。他批评拜登允许乌克兰用美国武器去攻击俄罗斯本土，认为这是一种扩大战争的危险动作，俄乌应该停火。这些看法和中方都是一致的，中方也反对拜登的这些做法，而且也一直在劝和促谈。

再比如，在半岛问题上，特朗普2018年就改善美朝关系、推动半岛“百日转圜”，使得中美之间少有的在重大国际热点纠纷中取得重要共识，并取得了重要的积极进展。这不仅使拜登上台后全面恶化东亚地缘关系的想法受阻，而且也为今后半岛的缓和以及类似事项解决提供了案例。特朗普当选前，我就认为他会重启半岛和谈，最近他果然表示要把半岛问题列入自己的外交议程，而且明确表示他和朝鲜领导人还有谈判的空间，这些都是和中方立场比较接近的举动。

大家可能还记得，2017年11月，特朗普带着小外孙女儿唱的《茉莉花》磁带访问中国，并且高调宣传，引发很大关注。他希望用这种通俗易懂的方式，向中国表达好感和善意，虽然他可能也想交换些什么，但我们中国人历来讲究将心比心，我们当然也想和美国发展友好关系。这件事还表明特朗普以及女儿伊万卡的家教，以及他们的价值观、特别是中国观，他们当年至少不是讨厌中国的，至少没有要“与中国为敌”的想法。这虽然只是7年前的一件“小事”，但细想一下，这里有很多值得深挖的涵义。我们需要全面、客观地关注特朗普的“中国观”，把握中美关系发展的新机遇。

而现在，时代似乎又给我们展现了一个新的窗口期，我们拭目以待。

直新闻：中美金融工作组第七次对话会结束了，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特约评论员 庚欣：这次会议有三个背景，第一是中国政府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刚结束，对于明年以及今后一段时间的经济工作作出部署，明确提出以“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来熨平经济周期动荡等一系列政策，引人关注。第二是美国正值新旧政府、政策交替的微妙之际，尽管我们有理由相信，新政府也会延续这类的对话机制，但毕竟存在变数。第三就是世界经济金融形势动荡加剧，中美两个领头羊，不仅需要双方相互的沟通和协调，而且需要引领和稳定世界经济局势。这次双方就中美乃至世界的金融形势以及政策议题等进行了专业、务实、坦诚和建设性的沟通，并签署了相关的谅解备忘录。大家都认为，这种对话有助于负责任地管理中美关系，也有利于维护全球金融稳定。

我觉得，这次会议有几个看点，第一，表面上它似乎只是一个事务性的对话，但是因为它涉及到世界上最主要的两个经济、金融大国，在宏观政策上保持协调、相向而行的姿态，而且是在今天世界上出现了俄乌、中东等冲突动荡、经济金融形势很不稳定的情况下，这本身就给世界带来了一种信心。

这实际上是告诉大家，中美两个最重要的大国，并不像当年美苏那样，在经济金融领域也以冷战思维来各自构筑“平行市场”予以对抗，中美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我一直认为，构建中美的命运共同体，可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第一粒纽扣”。尽管中美政治上分歧不少，但我们都认为，中美不能冲突，我们最看重的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是双方最主要的公约数，我们都是以自身的现代化建设和民生发展作为中心，我们正是基于这些构建中美正确的相处之道。

第二，这次会议正是在美国新旧政府交替之际展开的。这个时间节点似乎在提醒中美双方，我们今后是不是还要继续这类对话呢？我们是应该把对话越做越多、越做越大，还是要把对话的门关起来呢？这对于美国的新政权来说，无疑是一个问题，是一个挑战。

第三，就是特朗普有一个大家都注意到的、他在上一任期就表现出的一个特点，就是特朗普的价值观里有一种很特殊的性格，我把它概括叫做“政治问题经济化”，他不像美国一些政客和政策，是刻意地把经济金融等问题政治化、工具化，特朗普是反过来，他把一些政治甚至是国际上的热点冲突问题，都降解矛盾，做经济化的处理。比如，对于台湾问题这样的中国内政，他虽然也妄言介入，但明确说，如果台海出现军事冲突，他将以“加征关税”的方式予以面对，这就和拜登时期那种“先说介入，再改口”的态度有明显不同。很多问题特朗普都将其简化为经济问题处置，这虽然有“简单粗暴”之感，但对降解对抗性矛盾是有益的，毕竟关税等是可以谈判、可以协调的经济话题，而不是你死我活的对抗。

尽管有人批评特朗普是“唯利是图”，没有政治原则，也有人认为他是刻意回避矛盾。但我认为，这实际上是特朗普作为微观企业家出身的本能，也就是要用和平方式最大程度谋利，这虽然不完美，但也不失为一种特殊的政治智慧，至少可以避免烈性冲突。特朗普是“美国优先”，但他可能更多的是把对手也看作“利益攸关方”，在一个盘子里分蛋糕时他要多吃多占，但不是把对方的桌子和蛋糕掀翻，结果可能是“我不吃，你也吃不成”，他不是采取这种对抗的态度。这种商业性的“利益攸关方”的思维，比那种“阵营对抗”的冷战模式好像还是好一些。

最后，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表示，要以“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来面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难题。所谓“逆周期”就是指要对发展周期中可能的一些动荡，进行一种平缓性的政策操作，这样就可以真正实现“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世界各国都很关注中国这个思路和相应的举措，美国也是如此。那么，既然在经济上可以这样做，可以超常规动用各种政策工具，熨平经济周期上的动荡，我认为，在政治领域、外交领域，在面对世界经济局势时，也可以借用这样的思路，就是中美两个大国合作，可以办大事，办好事。

现在最需要的、最直接的大事、好事，一个是和平，是共同推动现在俄乌和中东以及半岛等地区停止冲突。第二个是使世界经济金融局势趋于平稳、走向复苏。要真正走向我们希望的“和平发展”的新局面，这些都可以采用“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的思路，动用各种政策性工具，中美高层互动也是如此，不必拘泥于常规，可以更积极一些，这也是这次中美金融对话给我们的启示。

作者丨庚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