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传统的岁时节庆生活中，宗教色彩最浓的节日，当推“中元节”。
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道教徒在这一天供斋祭神；佛家弟子亦在此日举行盛典，作“盂兰盆斋”；这天又是民间上坟祭祖之日，人称之为“鬼节”。
因此，这个节日显得丰富多彩。
中元节由来已久，源出道教，至迟到南北朝时代已开始流行。
据《道经》载，七月十五日为中元之日，地官下降，以定人间善恶，因之道士在这一天要清心洁身，筑坛设供，向道家众圣供奉各种花果、珍奇异物，“清膳饮食”，讲诵道经，求福免灾，书表章以祷神灵。
这种设坛祭祷的仪式称为“斋醮”。
据北宋张君房《云笈七籤》载：
道教设坛祭祷之法有九，上三坛为国家设之，中三坛为臣僚设之，下三坛为士庶设之。
书中说：
如臣庶上为帝王祈祐，当作祈谷福射坛，凡一千二百位；或为父母师尊禳灾祈福，当为醮设坛，随仪增益也。…倘非时祷祀，不及备此三坛，亦当精洁词章，鲜异花果，叩鼓集神，恳祷而告。
这是道教修斋设醮的重要仪式。
为何叫“中元”，这就要说道教传统里面的——“三元”也就是“三官”，所谓“三官”，是指天官、地官、水官。一说天官为唐尧，地官为虞舜，水官为大禹。也有说法是上元一品赐福天官，紫微大帝；中元二品赦罪天官，清虚大帝；下元三品解厄水官，洞阴大帝。
这是中国古代道教，以一、七、十月的每月十五日，分称上元、中元、下元；上元是天官赐福日，中元为地官赦罪日，下元为水官解厄日。所以会在中元时普渡孤魂野鬼。
中元节在唐代极为盛行。李商隐《中元作》诗道：“绛节飘飘宫国来，中元朝拜上请回”。
上清是道教幻想的仙境，为太上道君（亦称灵宝天尊）所治，称上清仙境。作者在诗中描绘了道观斋醮情景。
众所周知，唐代尊崇道教，唐高宗乾封元年(666)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唐玄宗天宝元年(742)二月，尊庄子为南华真人，其书亦改名为《南华真经》。
此后，给老子累加尊号，如“大圣祖玄元皇帝”、“大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皇帝”等，使老子的地位愈来愈高。
据《明皇实录》载，每当中元日，玄宗命崇元学士讲诵《道德经》、《南华真经》，令近臣贵戚都来参加观礼。
唐人韩鄂在《岁华纪丽》中说，中元节是中元地官考校之日，是地官“赦罪之辰”。
中唐诗人王建的《宫词》写道：
灯前飞入玉阶虫，未卧常闻半夜钟。看著中元斋日到，自盘金线绣真容。
诗人令孤楚《中元日赠张尊师》，诗道：
偶来人世值中元，不献玄都永日闲。寂寂焚香在仙观，知师遥礼玉京山。
这两首诗都是即景拈来，脱口而出，含义丰富，情味悠长，令人感到蕴含深厚，耐人咀嚼，是难以数计的中元诗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晚唐，崔致远代高骈写了多篇三元斋词，它的核心是祈求三清帮助，早日击败黄巢农民军。
三清是居于三清天、三清境的三尊神，即居于清微天玉清境的元始天尊（亦称天宝君）、居于禹余天上清境的灵宝天尊（即太上道君）、居于大赤天太清境的道德天尊（亦称太上老君）。
这三神主三天三仙境，为三洞教主，皆为元始天尊化身。卢拱《中元日观法事》大力宣扬道法无边，或是目睹长安开元观的中元庆贺法事，“今朝欢称玉京天，况值关东俗理年”。
玉京是道教天帝所居之地。或是说，庆贺中的舞姿优美如天仙，动听的歌声能吸引仙女停步，剑器舞的技艺犹如双鹤飞翔，乐器所奏曲调优美，惊染鲜花而致飘落。
道士们欢庆中元法事时，也正逢世俗广泛祭祀先祖亡灵之日。
城隍是道教传说中守护城池中百姓的神，可以“剪恶除凶，护国保邦”，能应人所请，旱时降雨，涝时放晴，保谷丰民安。
加之城隍又是管领亡魂之神，“统理阴阳，兼司人鬼”，即兼管地方阴曹幽冥，堪称无所不司。
当道士供斋祭神，超度亡魂时，须发文书“知照”给城隍（叫“城隍牒”)，方能“拘解”亡魂到坛。正因为如此，道教信徒十分尊仰城隍神。
据说城隍神是由《周礼·郊特牲》天子蜡祭八神之一的“水”（即“隍”）、“庸”(即“城”)演化而来。
自汉末道教形成之后，到了三国吴大帝赤乌二年(239)，于芜湖最早建城隍。
又据《北齐书·慕容严传》载，北齐大将慕容俨镇守郢城（今河南信阳)首先祭城隍。
降至唐代，从李渊起就以道教教主的后裔白居，积极扶持道教。玄宗尊老子为大圣祖，叫人画老子像颁示天下，并在诸州置崇玄学。
玄宗的女儿万安公主和新昌公主入了教，杨贵妃亦曾被度为女道士，号太真，在玄宗的倡导下，形成了道教发展的高潮，各州府也建道教道官，道观，郡县皆祭城隍。诗人张说、张九龄、韩愈、杜牧、李商隐等皆有祭城隍之文，留于后世。
农历七月十五日，既是道家的中元节，也是佛教的重要节日，称“佛腊日”，或“佛欢喜日”，或称“僧自恣日”，也称为“盂兰盆节”，或称为“盂兰盆斋”、“盂兰盆会”、“盂兰盆供”。
“盂兰盆”是梵文Ul-lambana的音译，意思是“救倒悬”。
据南朝梁人宗懔《荆楚岁时记》引《盂兰盆经》载：
释迦牟尼弟子目连，用天眼看到死去的母亲在地狱受苦，如处倒悬，求佛救度。
释迦牟尼说：你母亲的罪重，不是你一个人救助得了的，要有十方众僧神威的力量。到七月十五日那天，你应当为正在地狱受苦的七代父母备办各种美味和五果，放在盂兰盆中，供养十方僧众，可使你母亲解脱。目连遵照佛祖的意思做了，其母解脱了痛苦。
他高兴地禀告佛祖说：以后佛家弟子孝顺父母的，也应当设盂兰盆会供养十方高僧大德。
这是此俗最原始的形态。
此后，佛教徒根据目莲救母的传说兴起盂兰盆会，大肆美化装饰，甚至雕木刻竹，做糖果、胶蜡烛、剪彩图，穷尽美妙的技巧，举行隆重盛大的超度亡魂的祭祀活动。
中国佛教徒从南北朝时代起开始流行这一风尚。
宗懔《荆楚岁时记》载，七月十五日，出家僧众都设盂兰盆会，供养众佛。宗懔生于南齐，曾在襄阳为萧梁官吏，后仕于周，有可能目睹盂兰盆会。
他的文字应是有根据的。众所周知，东晋末年广泛传播的佛教，到了南北朝时代大为流行。南朝梁武帝萧衍鼎力提倡佛教，定佛教为“国教”，并曾三次舍身同泰寺，使僧众剧增，仅南京一地就达十万人。
南宋天台宗沙门志磐著《佛祖统纪》记载：大同四年(538)，梁武帝亲临同泰寺，设盂兰盆斋。
《释氏元帖》也说，梁武帝每年七月十五日入寺送盆供养诸佛。于是从那时起盂兰盆会遂成为佛教节日，相沿成俗，每逢这一天，凡信佛者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庶民僧众，无不入寺举行纪念活动，以供奉佛祖。
从目连超度亲人亡灵的宗教传说中，我们可以看出盂兰盆会的基本精神是一个“孝”字，这和儒家的慎终追远的思想完全相通，亦合乎道家的修行标准，可说是集佛、道、儒三家学说于一炉。
宗教与儒学的彻底合流，使中元节很快由寺院走向民间，由纯佛教、道教的节日变成为汉民族的传统节日。
每逢盂兰盆节，寺院和民间都要举行规模盛大的祭奠、超度亡灵的活动，其热烈的程度并不亚于清明赛龙舟。
盂兰盆会的宗教活动，从七月十四日就开始筹办。
据王景琳《中国古代寺院生活》一书介绍，七月十四日这一天，寺院先在山门上贴匾，上书“兰盆盛会”四个大字，准备好第二天所需器具。
次日晨，修行仪式结束后，寺院僧尼人人动手搭兰盆坛，设五行桌，每行中间放方桌一张，左右设条桌两张。
前四行的条桌上供奉数十盘果品，第一行方桌供一大锡钵盂饭；第二行方桌供一个大盂兰盆，里面装着各种熟的素菜，要分成24种颜色；第三行方桌供一大碗净水，水中浸着几朵鲜花；第四行方桌供一大瓶荷花；第五行方桌中间方桌设置香案，两边条桌放僧众的东西。
兰盆四周用木栅栏围起，在南北方向的栅栏上各开一小门，门前有两僧人把守，供僧尼及参加孟兰盆会的施主出入。
兰盆场内，禁止吃酒肉的闲人出入。
吃罢早粥，鸣大钟三下，众僧有序地入坛。两位行者手举引导走在前列，两位职事僧敲响引磐紧随其后，接着是手持小幡的其他职事僧与僧众。众人按东西两序分两排站好，在四声引磐声中，迎接住持入坛，开始绕坛诵《盂兰盆经》和《大悲咒》。
在一片诵经声中，施主向一行行供桌上兰盆供。待供品上过，职事收拾起施主施舍的手巾、僧衣、僧袜、僧鞋等物，众僧即离坛准备受食。
受食是盂兰盆会上最吸引人的内容。
因僧人忌食荤腥酒肉，只食粥为主，终日粗茶淡饭，唯有盂兰盆节这一天可以大饱口福，除藏传佛教可以食肉外，一般寺院吃各种精美可口的素食。
寺院也在斋堂外安排许多餐具，供参加盂兰盆节的众僧就餐。
吃饭时，无论是本寺僧人还是外来游僧，一视同仁，无主客之分。当用饭开始之时，众僧各自找好自己的位置坐下。职事僧先分发供果，再把供饭、素菜给众人盛上。
在动箸之前，众僧合掌念诵《供养咒》。诵毕，随着住持一声“大众受食”，众僧便可美餐了。
盂兰盆会自南朝梁武帝之后，一直盛行不衰。
到了唐代，因佛教的发展，盂兰盆会的内容有所变化。这时的盂兰盆会，以供佛、供僧为主，所上供品，所有器皿都富丽堂皇。
武则天大力崇佛，如意元年(692)七月，在洛阳城南大会，各地僧众，“陈法供，饰盂兰，壮神功之始物”。杨炯为此撰《盂兰盆赋》，对该会盛况称赞备至。
《旧唐书》载，代宗李豫曾于大历元年，(766)七月望日在宫中内道场设唐高祖以下七个祖宗牌位，举行孟兰盆会，饰以金银翠宝，耗资达百万以上。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也曾记载武宗会昌四年(844)盂兰盆会的盛况道：
(长安)城中诸寺七月十五日供养，诸寺作花蜡、花饼、假花、果树等，各竞奇妙。常例皆于佛殿前铺设供养，倾城巡寺随喜，甚是盛会。今年诸寺铺设供养，胜于常年。
这里所谓“花蜡、花饼、假花、果树”都是向佛、僧供奉的果品。从人们竞相以“奇妙”精美的供品供奉佛与僧众上，不难看出当时的风尚。
中唐以来，中元日常有群众性的集会活动。岭南百姓在这一天于佛寺陈设珍异，集演百戏。在建康，有人于是日出游瓦官寺，所在“士女阗咽”，男女相杂。僧俗大众在节日集会于寺庙，既是祀会，又是共同观赏各种娱乐活动。
唐代的盂兰盆会以供佛、供僧为主。
“盂兰盆节”，宋代又称为“解制日”。
在经历了漫长90天的“结制”后，“七月十五日，一应大小僧尼、寺院设斋解制，谓之‘法岁周圆之日’。自解制后，禅教僧尼，从便给假起单，或行脚，或归受业，皆所不拘。”
从限制自由到不受约束，对僧尼而言，无疑值得大大庆贺一番，因此，“结制”和“解制”逐渐称为宋代佛教节日中最为隆重的日子，“近世唯禅家解结二会最盛，礼信毕集，施物丰多，解结斋毕，长少番次召诸僧茶会，诸寮互会茶，十余日乃毕。”
禅宗是宋代占主导地位的佛教派别，“解制”和“结制”既然已经是禅宗最盛大的节日，自然也就成为宋代佛教最为重要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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