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究竟是不是用文言文来说话呢？每个经历过学生时代生啃古文抓耳挠腮的人都会忍不住提出这样一个疑问，究竟是不是每个古人张嘴就是之乎者也呢？
与文言文相比较，感觉使用白话文不是更方便和通俗易懂吗？既然这样，古人为何还要发明出文言文呢？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文言文的起源和流传。
虽然没有留声机也没有影像资料，但是现在的我们依然可以找到还原当年的人们日常生活用语的蛛丝马迹。即便是不明就里的普通人，仅仅凭借一个小小的思维实验就可以推翻“古人日常口语也使用文言交流”这一观点了。
因为我们知道，学习文化知识从孔子以前，一直都是贵族和有钱人的专属，即便到了后来也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学习文化知识，比方说妇女和穷苦劳动人民就很难进入学校，而一般的寻常人家不仅仅没有书籍可以购买阅读，因为春秋时期还没有纸张，书籍并没有广泛地普及，还属于贵重物品，也请不起识得古文的老师教习，所以大部分平民百姓都是没有学习到文言文知识的。
那么，不懂文言文的古代老百姓，难道就无法相互沟通吗？显然，这是不合理的，老百姓们在日常生活中一定在用别的方式沟通——比方说白话文。
那么除了思维实验，我们有没有确凿可查的证据证明古人确实用白话文交流呢？这就要借助其他国家的一些文化典籍了。
中华文化繁荣而源远流长，从古至今一直犹如一颗亚洲的太阳，其文化的光芒和煦而朗照于亚洲大陆。我们都知道，中华文化在古代一直居于中心地位，是亚洲毋庸置疑的文化中心，例如韩国和日本在当年都是中国文化跟随者，两国都因为没有文字而开始学习汉字，现在我们仍然能从日文中找到汉字的影子。
而韩文虽然因为改革“去汉字化”，如今仅仅凭借字形无法看出当年汉字的影响，但是韩国大量史书典籍都是用汉字书写，汉字毫无疑问在韩国文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15世纪的韩国贵族认为去汉字化的改革会使得韩国脱离中华文明重归蛮夷。在那些幸存的汉字写就的古书里，就包括一本来自于七百多年前的汉语会话小册子——《老乞大》。
《老乞大》是专供朝鲜人学习汉语的课本，以官话为标准音编写，成书于高丽时代，也就是中国元末明初。这里我们简单摘抄两句：
客人们休怪，胡乱吃些。
小人们骤面间厮见，大哥便这般重意，与茶饭吃，怎麽敢怪？
可以明显看出，这本口语教材即便是身为现代人的我们读起来也毫不费力，甚至有读过原版四大名著的读者可以发现——这和明清小说的用词也大差不差嘛。这是用以学习口语的小册子，普通人是这样讲话的，那么文人是不是更加文雅，日常生活会使用文言文交流呢？为了解答这个疑问，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宋代思想家、理学家、诗人、程朱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在《朱子语类》中的一段记载：
先生曰："此事自是第二著。'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此说尽了。今且须去理会眼前事，那个鬼神事，无形无影，莫要枉费心力。理会得那个来时，将久我著实处皆不晓得。
朱子说的话即便是现代人读起来也不觉得晦涩，反而像《水浒传》里的老大哥吃一碗酒和小弟谈古论今的样子，亲切自然、通俗易懂。自此，古人是否用文言文交流的疑惑便有了答案。
但是有确凿记载的白话文却也不是同文言文的古书记载开始于同一时间。我们可以找到殷商时期的龟甲，上面刻着的甲骨文，到周朝、儒家四书五经，都是拗口难懂的文言古文，那么既然大家讲话交流都用白话文，为什么写在书上反而要大费周折用拗口难懂的文言文呢，这样做不是徒增了学习成本和时间成本吗？
接下来我们要插播一条知识点，作为中国四大发明的造纸术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答案是东汉，东汉蔡伦发明了造纸术。
自此，纸张的出现大大降低了成书的成本，比起上一代版本的竹简，纸张具有更大的“内存”——薄薄一张可以写更多的字；更加便携——薄如蝉翼的小身板使得千字文不再重如九鼎，反而可以随身携带；造纸成本更加便宜——纸张可以用腐朽的树皮、渔网、草等等材料制造，而且造出的纸张经久不坏，可以存放更长时间。
与此相比，上一代版本的竹简，作为原材料的竹子远比树皮烂渔网这种材料来的金贵难寻，而成书以后更是重得平常人难以招架，把读书这种脑力劳动拉到体力劳动的级别，就连秦始皇出巡都得用马车拉着他的竹简奏章。
如此沉重昂贵的书写工具，古人使用起来自然也需要分外珍惜，如此以来文言文的诞生就水到渠成了。因为材料珍贵，最好是用更少的字表达更多的意思，文言文就完美地契合了这一点。
除了从“经济合算”这一点看，古代文言文由于晦涩难懂也成为了平民同贵族的一道天堑。
教育和知识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是极其贵重的资源，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知识可以使大脑敏捷、使双目清明、使人善于思考、明辨是非，使人成为真正的人而脱于蛮夷，这种种好处放在封建社会的老百姓身上，却正是统治者所不希望看到的——愚笨的民众往往更容易统治操控。
知识充沛头脑发达的人往往针砭时弊目光锐利，他们的眼光甚至可以超越时代，清末的一代知识分子正是最经典的展现，他们的知识结成最锐利的矛将清朝刺穿，在废土之上托举起一个新的强大国家。封建帝制是绝不能容忍存在这种情况的，天下是一家的天下，不允许有人违背皇帝的意志，文言文正是一道天然的壁垒，向内巩固统治，向外则熄灭了普通人学习、智慧的烛火。
作为读书人，自小学习古代文献，那么文言文是不是代代相袭，文人读起来毫不吃力呢？答案自然不是，古代读书人也在夜里挑灯背诵、难懂其中真意。
对于我们来说，宋元明清是古代，文章难懂，对于宋元明清时期的文人来说，春秋战国隋唐五代也是古代，文章是否依然难懂呢？自然是的。
文言文的学习并不能使理解文言变成血液般流淌的自然般的存在，就像现代的人，对于文言文如果没有注释，不懂的那是看穿了书本也看不明白，古人也是如此。所以我们才能看到诸多类似于《孟子注疏》、《十三经注疏》等等古人编写的“文言文注释”，这也是古代人的文言文讲义呀。
尤其是儒家的四书五经，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千万读书人不变的“教科书”，自然有万千对应的“教辅资料”——也就是这些《孟子注疏》一类的书籍；又因为四书五经在中华悠长的历史中称得上成书极早，对于后人来说更加晦涩难懂，就更需要注解辅助理解学习了，因此四书五经的注解更是多如牛毛。
从这些幸存下来的文化典籍来看，古人并不是像我们认为的那样，只会说文言文，大部分的人还是会说一些偏向于现代化的白话文，但是，因为封建制度的压迫和其他的种种原因，导致文言文的使用显得更加官方可靠，所以流传也越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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